倪柝声
倪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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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03年11月4日 大清帝國广东省汕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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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 | 1972年6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广德县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
| 父母 | 倪文修 倪林和平 |
| 配偶 | 张品蕙 |
| 子女 | 无 |
原来的源站点
倪柝声（英语：Watchman Nee，1903年11月4日－1972年6月1日）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基督教新教领袖，也是少数在西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基督徒之一。他将中国基督教新教早期福音的性质转為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阶段，以及为着教会建造的方向。他写的书长期稳占基督教书局一个位置，其代表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已對很多基督徒產生重要的影響；他于20世纪初按照《圣经》榜样“恢复”的地方教会，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並且留下許多傳唱至今的诗歌，如《让我爱》等。倪氏的追随者认为，他一生的職事和貢獻，主要在恢復歷世歷代以來基督教信仰中應具備的四項主要啟示：救恩的意義、教會的意義、基督作生命、基督的身體。然而倪氏的反对者认为，他的教导中掺杂着很多错误的东西，对后世的中国教会产生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如反智主义和灵意解经。此外，倪的教导直接影响了李常受的召会，而召会又直接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呼喊派、东方闪电等多个异端和邪教。
早期：在福州
三一书院的优等生
倪柝声，原名倪述祖，英文初名 Henry Nee，籍貫福建福州。1903年11月4日（清光绪廿九年农历九月十六日）生于广东汕头。倪柝声是家中的长子，出世时，他父亲倪文修（Ni Weng-Sioe，1877年－1941年）在汕头任海关官员。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他的祖父倪玉成（1840年－1890年）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并且不顾当地风俗，坚持与外省人——广东人基督徒结婚[1]；父亲倪文修是兄弟九人中的第四个，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对于教会的传统和教会詩歌相当熟悉，1941年在香港去世。母亲倪林和平则是基督徒商人的养女，曾准备到美国留学，为此而进入上海中西女中（以英文水准高著称的教会学校）。1899年，按照父母之命嫁给倪文修。她性格刚毅，曾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获爱国勋章。倪林和平所生的前2个孩子都是女儿（倪闺臣和倪闺贞），常受重视男嗣的婆婆讽刺。再次怀孕时，就模仿《圣经》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应许如果所生为男孩，就将他一生献给神[1]。倪柝声的父母都是美以美会福州天安堂的教友。倪在婴儿時期，就由美以美会的监督受洗。六岁时，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住在闽江南岸南台岛新发展的商埠区（今仓山区）的海关巷14号。1916年，他就读英国圣公会在南台所办的著名的三一书院（位于今福州仓山区公园西路），接受西式教育，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借着余慈度的传扬
1920年，倪柝声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时，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余慈度（倪林和平在上海时已经认识）来到福州，在福州天安堂传福音。他母亲倪林和平先接受了福音，并且行为方面有令人惊讶的改变：不仅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而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家人发脾气而认罪悔改，请求家人饶恕。年轻的倪柝声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因好奇也去天安堂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并且愿意终身奉献，毅然放弃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并取了新的名字—倪柝声，英文 Watchman Nee。他一度到余慈度在上海江湾开办的圣经学院受训练，不久因「太爱世界」被余慈度劝退，回福州续完成他的课程（主修化学）。从和受恩受造就
以后几年间，他一面刻苦勤读《圣经》，同时博览大批基督教历史名著；一面和一批年轻人，赴已隐居在福州附近村庄白牙潭多年的年邁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那里求教（没有任何差会支持），从她那里得到属灵上极大的帮助，被她的属灵生活所折服（倪柝声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1930年代倪两次访问西方，接触史百克等许多基督徒领袖以后，认为极少有人能与她的属灵深度相比），并且由于和受恩的介绍，接触到英国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著作，对倪柝声一生的事奉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
十二间排
1921年，倪柝声发现幼年所受的点水禮不合乎圣经，于是到女教士和受恩处受浸。但倪柝声却不以女人施洗不合圣经教训。1922年暑假，19岁的倪柝声和24岁的海军军官王载决定跟随《使徒行传》上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榜样，在福州仓山毓英女校王载的临时住所，开始第一次擘饼聚会，只有3人参加：王载夫妇和倪柝声。
不久，王连俊、陆忠信、缪绍训、王峙等相继加入（后来福州教会的七位同工），在仓前山子园王载家中聚会，建立了第一处脱离了宗派公会的地方教会——福州教会。这批年轻人热切上街传福音，身穿写有福音标语的背心，轰动了福州全城。1923年初，王载从南京请来女传道人李渊如开复兴布道会。1个月间，听道受感者达到几百人，于是租用仓山十二间排房屋聚会，初期名称采用基督徒会堂。李渊如不久回到南京，几年后成为倪柝声的重要同工。
倪柝声反对跟随基督教传统。他将每一项与圣经核对，丢弃他自己认为不准确、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恢复他认为准确的、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如一地一教会）。在寻求的基督徒当中，制造出寻求真理的空气。不合圣经的外在实行也被调整。有些用辞，如“交通”、“聚会”、“弟兄”、“姊妹”等，现在都变成基督徒常用名詞了。倪柝声反对公会的号声，给远东所有基督徒的耳朵和良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4年，福州教会出现争议，王载去上海接受宣道会守真堂的美国传教士伍柏莱的按立，成为牧师。倪柝声因坚持反对，在出远门时被福州召会革除出去。倪弟兄为避免分裂，默默离开，隐居於福州郊区的马尾罗星塔，出刊《基督徒報》。後來，倪访问马来亚实兆远，建立海外第一处地方教会。
中期：从上海到全中国
文德里
1926年秋，倪柝声在闽南厦门期间，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这时，他受邀到南京养病，同时帮成寄归翻译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加入李渊如等人在南京的擘饼聚会。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时，发生攻击基督徒和外侨的事件，《灵光报》社被砸，李渊如于是迁往上海。
1927年，倪柝声一度病情加重，于是迁到无锡漕桥镇，专心写作《属灵人》。同年，倪柝声迁居到上海，此后直到1952年失去自由，这里一直是他工作和出版的中心，将福音书房也迁至上海，称为上海福音书房。在上海，他得到两位重要女同工汪佩真、李渊如的帮助，在地方立场上兴起了上海教会的见证。1927年年底，倪柝声、李渊如、汪佩真和中国内地会的年长传教士祝康宁共4人，在新闸路赓庆里汪佩真住所举行上海地方教会的第一次擘饼聚会 [2]。各处地方教会的行政都是独立的，由当地的长老们负责。上海教会最著名的长老是俞成华。
1928年1月，他们租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240弄文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召集第一次得胜聚会。主题是『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参加人员約五十人，其中一半是来自浙江南部的温州平阳县（内地会、自立会背景）和江苏北部的阜宁、淮安（美南长老会背景）的传道人。
1931年10月，倪柝声在上海召聚第二次得胜聚会，主题是『神的约和神的智慧』，内容后来刊印成书，就是《什么是新约》的前半部分。
1932年11月召开特别聚会，与来自英国、美国和澳洲的弟兄会信徒交通。
1934年1月，第三次得胜聚会，主题有2个：『基督的中心与普及』，和『神的得胜者』。
1934年10月，第四次得胜聚会在杭州举行，主题有2个：『亚伯拉罕的生平』，和『属灵的争战』。
平阳和苏北
第一次得胜聚会后不久，浙江省温州平阳县的 和江苏省北部阜宁、淮安的吴微、季永同、邱日鉴等回到家乡，都脱离了原来的宗派，建立起当地的地方教会。1949年以前，平阳县（1981年分为平阳、苍南2县）约有一百处地方教会，（整个温州地区约200处，整个浙江省有三、四百处），苏北约二十处地方教会。
北方
1932年夏，倪柝声去访问山东时，促使烟台兴起了華北第一处地方教会，并且得着另一位重要同工李常受。不久，山东省会和满洲国统治下的长春也兴起了地方教会。
沿海各大城市
在此前后，浙江省的萧山、绍兴一带以及杭州，福建省的莆田、福清一带，也陆续兴起了不少地方教会的见证。
1935年夏秋，倪柝声在烟台和厦门鼓浪屿、泉州带领特会，主题是『基督得胜的生命』，与『圣灵的浇灌』。这些特会促进了复兴。
1935年到1936年，倪柝声打发同工到国内的主要大城市与港口开展，如张子洁到青岛，李常受和张愚之到天津（兼负责北平），使得这些地方，以及首都南京 ，陆续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他在各地的同工达到200位。
内陆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魏光禧开辟）、广州以及内陆省份的汉口（蓝志一开辟）、重庆、桂林、昆明以及绥远省（1943年，烟台教会大复兴期间信徒移民建立）等等许多地方也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使得早期地方教会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的江浙闽等的情形发生很大改变。
后期
革除
1942年底，上海教会有不少信徒无法理解倪柝声帮助二弟倪怀祖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的行为，觉得不够属灵，并且据说[3]倪柝声在期间做了昧良心的事，以致生化药厂变成了“生话药厂”，教会的属灵气氛也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李渊如也退出侍奉，到苏州隐居。在这样的情形下，上海教会的长老们（张愚之、俞成华、唐守临、江守道等人）将倪柝声革除出上海教会，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倪柝声尊重上海教会的决定，停止了一切事奉，且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地方教会的擘饼。即使在重庆期间，张郁岚长老邀请他出来讲道，倪柝声也只能拒绝。
恢复职事和南阳路会所
在倪柝声停止事奉期间，李常受在北方的烟台带领了1943年属灵大复兴。由于政局改变，北方的工作被迫停顿下来。1946年—1947年，俞成华和汪佩真邀请李常受到上海和南京带领教会。由于传讲“生命树”等信息，两地教会得到恢复，并带进复兴。
1947年底到1948年初，李常受和汪佩真等人被请到南方香港、广州、汕头、厦门和福州带领聚会。李常受在1948年春节期间到福州津门路聚会所讲道，福建全省地方教会的同工们大受感动，随后有23人与李常受、汪佩真一同去海关巷倪家，倪柝声终于同意出来恢复职事。这时，福州教会原由王载带领的津门路聚会所负责的长老们这时被吸引，愿意把教会“交出来”，接受倪柝声的带领，于是倪柝声重新安排了陈恪三、陈必荫、陈贞藩等4位长老负责福州教会，并实行全体事奉传福音，因此带进福州教会的大复兴，信徒人数从150人扩增到1400人以上。于是倪柝声在征求家人的同意后，将倪家在福州的三处房产全部奉献出来，中洲中东巷24号房产改建为福州教会的第2个聚会所，海关巷14号倪家房产改建为执事之家，玉林山館房產也奉献給福州教会使用。
1948年春，倪柝声回到上海，在同工聚会上，表示他經營中国生化制药厂的目的，是为了賺錢來养活同工們。倪柝声也把中国生化制药厂奉献出来交给工作。于是当年上海教会定罪他的人，特别是张愚之，表示后悔自己过去的做法。上海教会的十二位同工（包括唐守临、杜忠臣、繆韻春、俞成华、許達微、李渊如、張光榮、朱臣、江守道、張愚之、張耆年等），聯名在敞開的門刊物上发表声明：“對於倪柝聲个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個忠心僕人。他雖然在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著他個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4]。
那时，上海教会大复兴，人数从几百人扩增到数千人，其中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占三分之一。于是信徒踊跃奉献，建造了南阳路145号聚会所，可容纳3000人，是全上海容纳信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基督徒聚会场所。整个上海教会又分为26个“家”，使信徒可以就近聚会，彼此关心扶持。直到1958年，南阳路145号聚会所被政府关闭，并入陕西北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
鼓岭训练[编辑]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声在福州郊外的避暑地鼓岭他用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的收入买下的房子里，举办了两期同工长老训练。内容有《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权柄与顺服》《读经之路》《教会的事务》《属灵的判定与判定的实例》以及《初信造就》等。
大复兴
经过鼓岭训练之后，全国各地教会普遍大复兴。在北方，张子洁带领的青岛教会信徒迅速扩增到4000人，除了龙山路4号聚会所以外，还分为20个家聚会。各地纷纷新建聚会所，如福州教会的中洲聚会所和津门路聚会所、南京教会的鼓楼头条巷聚会所、北京教会的宽街基督徒聚会处等。浙江萧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阳，开办农场，建立教会。
1950年初，倪柝声在香港的工作，带进香港教会的复兴，信徒扩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台道聚会所。
1950年代，中国大陆约有700处地方教会，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万信徒，其中近4万在浙江省，其中又以温州地区的平阳县（今平阳、苍南两县）以及萧山县等地最为集中。[5]
倪的神学背景：两个源头
倪柝声阅读了多达3000[來源請求]本基督教历代著作。其中对倪柝声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源头：
弟兄会
一个是英国弟兄会，或与普利茅斯弟兄會有关的，以约翰·纳尔逊·达秘和乔治·慕勒为代表，以及马金多、乔治·卡亭、威廉·开雷等。弟兄会的影响主要是在教会和解经、预言（特别是郭维德、潘汤和彭伯）这些方面。
内里生命派
另一个就是内里生命派，又称“奥秘派”，诸如：盖恩夫人、宾路易师母、慕安德烈、史百克等。1939年，倪柝声曾去伦敦访问史百克。内里生命派的影响是在生命、基督、圣灵、人的三部分（灵、魂、体）、主观的十字架和属灵争战等方面。
倪的双重负担
将信徒带进属灵
倪柝声非常强调属灵。在《属灵人》等著作中，他推崇灵、魂、体三元论的人性結構分析，并将其进一步发展，构成其神学思想的主要基礎。他主张帮助信徒将魂与灵分开，学习照着灵，不照着肉体或魂，并在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里与祂联合，过得胜的生活。这大大提高了远东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在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属灵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等。在已过80年的今天，远东许多基督教事工者人都受其影響。华语世界大多数有心寻求的基督徒，都从他的文字得着属灵的粮食和生命的供应。
然而，倪柝声的三元论教导受到了二元论者的批判。倪的追随者常援引教会历史上的名人，以证明他的灵、魂之分的教导是正确的。但即使教会历史上的某些神学家接受灵与魂的区分，他们也没有倪的这种将人做属灵和属魂的区别。倪教导说魂具备、而灵不具备情感、思想、意志。但神是个灵，神也有情感、思想、意志。倪认为魂是低等的，而灵是高级的，教导基督徒消极地、负面地看待魂，并要信徒通过成长实现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即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在倪的教导中，魂与人和己通常是等同的）。但圣经教导信徒积极地、正面地看待魂，在魂里积极地服事主：以弗所书6: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原文是从魂里,psyche）遵行神的旨意；歌罗西书3:23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原文是从魂里,psyche）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倪柝声将与思想、思考有关的活动（如字义解经、神学研究、文化批判）看作是属魂的而加以贬损；强调读经要摸到文字后面的灵[6]，而因思考和思想是属魂的不能摸到灵[7]，所以只能藉着人的灵去摸到文字后面的灵，遂导致解经的灵意化。倪又将那与心理学的潜意识相似的直觉划入灵中而加以推崇，导致奥秘化的倾向。
令人惋惜的是，倪柝声道德上的失败（如50年代签名问题上的诡诈）[8]和信仰上的妥协（如50年代加入三自）[9]已经证明，倪柝声的教导并不能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也是我们今天信徒的警戒。
建立地方教会
倪柝声的职事从初期开始，一直都有一个清楚确定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地方教会里团体的见证。他认为建立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使个人的基督，扩展为团体的基督，是神在今天的主要工作。因此，他无论传扬福音、教导圣经、造就青年信徒、带领特会或训练、并出版文字，都是为此目标。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工作的再思》《圣洁没有瑕疵》《教会的正统》以及《聚会的生活》等。
倪柝声主张恢复到使徒时期的教会生活，效法圣经中初期教会的榜样，提出一地只能存在一个教会的地方教会原則（此举影响了李常受后来的召会运动），亦公开谴责宗派的罪惡，自然造成各宗派团体对他的反感，批评这是属灵上的驕傲。
倪柝声亦主张恢复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理念，谴责牧师制度，认为是圣品制，是天主教遗毒，领薪的牧师不符合圣经，提倡全体信徒全体事奉，传福音、禱告，重视信徒的造就，提倡分區家庭聚会。
到1948年，倪柝声以“耶路撒冷教会模式”取替过去的“安提阿教会模式”，并且对他的若干重要教会观念作了修定。倪柝声这个时期的思想主要见于《教会的事务》、《教会的正统》、《今后工作的路》、《权柄与顺服》、《如何作神代表的权柄》等著作中。
因着这种新模式的出现，地方教会便因着其所在地之不同，产生了两种教会之分别：
- 普通的地方教会—这种教会基本上一如过往，是由长老、执事分掌教会属灵及一般性事务的。[10] [11]
- 工作中心的地方教会—在这种教会中多了一班使徒（注：无论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新教，很少有人承认今天还有使徒存在）。虽然使徒不能管理教会，但这班使徒却以弟兄资格成为当地教会的长老，从而治理教会。[12] 再者，由于此地为工作中心，必须加强讲台的供应，而这个责任自然落在使徒身上。正因为这样，工作中心的地方教会自然会比普通的地方教会优越，最终俨如一领导的中央教会了。[13] [14] [15]
为配合耶路撒冷模式之推动，倪柝声进一步阐明权柄与顺服之重要性，从而坚固、强化使徒之地位。
倪柝声指出：信徒必须绝对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代表人，以示其对神的顺服。倪在《权柄与顺服》中说：“或有人说，权柄作错了事怎办？神敢信托作权柄的人，我们就敢顺服。作权柄的人有无错，那与我无关，换句话说，作代表权柄的人作的对或错，由他向神直接负责。服权柄的人只要绝对服，服错了主不算有罪，这罪主要向代表权柄追讨。”换言之，即使作权柄的人解释圣经有错误或曲解圣经，也要听从，否则就是叛逆神。
倪的这种教导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邵遵澜先生曾撰文说：“到了后来，特别在台湾的聚会所，讲权柄讲的太过份……有一个弟兄说：‘某弟兄是我的权柄，他讲黑的，就是黑的，他讲白的，就是白的。’有反应说：‘弟兄，我们事奉一个主，你事奉两个主。’他说：‘不！我事奉某弟兄，就是事奉主。’所以成了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难怪有人说某人成了教皇了！生杀予夺之权大到一个地步，简直要你死都可以，这是我亲身经历过，我知道我在讲什么。”[16]
倪也教导说，在地方教会中，神设立的最高权柄是长老，但长老是由他所谓的使徒设立的，换言之，长老的权柄来自使徒，他们便不能推翻使徒的权柄；「长老的设立，是在乎使徒；长老的废除，权柄也在乎使徒」，长老应学习听从使徒的权柄，「因为他们之所以有，乃是使徒叫他们有的」。[17]
此外，配合耶路撒冷的中央集权路线，倪氏发起了「交出来」运动，即变卖一切，把一切拿出来，奉献给弟兄姐妹，包括信徒的終身事奉。[18]交出来也包括教会本身，教堂也要交出来，好让使徒共治教会。此举引起一些地方教会的反感，更造成不少地区教会分裂，其中以福州教会最为严重。[19]
无论如何，倪氏在抗战后的教会观确是走向中央集权制、权柄主义发展，这一点引起了不少的批评。[20]
失去自由
1949年大陆政局变化之前，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他自己在1950年初在香港带进了当地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大大扩增（其结果是不久兴建了天文台道的聚会所），但是他本人则力排众议，在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大陆上的数百处地方教会。
1950年6月28日，中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声、李渊如、俞成华、汪佩真联名指示全国各地475个聚会处负责人，发动信徒32782人签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岭执事之家的房产土地。后来，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1951年3月，全体在鼓岭执事之家的人员受到管制，达半年之久。管制结束之后，执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没收，执事之家的人员全体离开。[21]
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僔)在其自述中谈到了倪柝声当年带领聚会处加入三自前后所发生的签名问题：
当年，南阳路领导层（主要是倪弟兄和长老们）许多所决定或执行的重要事情，我们一般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蒙在鼓里；例如这3万、几万个签名的事情等，一直等到几十年后，才有所闻、有所知。几十年后，即我出监以后，才从通信中逐步得知，当年那几万个签名，为的是“聚会处”系统的教会（倪弟兄是这教会系统的使者、代表），在福州有一个属教会所有的大农场，其中人员大都是弟兄姊妹。正值解放之初，党所筹备和发起的第一个大运动“土改运动”即将到来。倪弟兄在天资方面有特殊的聪明和敏锐的眼光。眼看教会办的农场可能也将被“土改”，故想用这几万个签名请求政府对这个农场的土地不进行土改；原来是这么一个计划和办法。但很快，又见到这个土改运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排山倒海、所向披靡，顿觉这个申请弄不好的话，不但避不开土改、还会招致大祸，不行、不敢动。另一方面倪弟兄又看到，新政府对神教会的政治压力特别大，若不趁早参加政府号召的“三自”组织，势必得不到政府所许诺、保证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导致教会大遭逼迫。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和宗教自由，就非走“三自”道路不可。因此，这几万个签名，一下子性质全变了。由原先的申请免除土改，一下子变成决心参加“三自”。然而倪弟兄（或许连长老也在内）作了这事，却没有向众弟兄姊妹公开宣布。大家都蒙在鼓里，教会照常聚会、传信息。信息的着重点，是《教会的正统》一书的内容。信息暗示着：只有(我们)地方教会才是“正统的教会”；才是“非拉铁非”教会，才是神所说的教会。的确，吸引了别的各教会不少人甚至是传道人，毅然退出了原先的公会等的教会，参加了“地方教会”即南阳路聚会处聚会。[22]
1951年4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接受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23]。那时中共正在进行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同时在基督教内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原来主要由西方差会资助的各大公会，在政治形势变化并失去经济来源以后，信徒人数严重流失，很快都“认清形势”，“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积极主动在政治上靠拢新政府，并在传福音方面采取低调。而由中国信徒自己创立的几个基督徒团体，如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间的短时期内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过，不久以后，这几个基督徒团体就在1950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受打击的主要对象。
1952年4月10日，（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逮捕关押。直到4年后的1956年（肃反运动中），才与在那一年1月29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开控诉。
倪柝声被捕以后，“1954年底，上海聚会处正式表示，要改变倪柝声参加三自的决定，退出三自。”[24] 1956年，上海聚会处经过改组，由唐守临、任钟祥以及左弗如负责。他们和北京教会的负责人阎迦勒宣布再次革除倪柝声。许多信徒不再去南阳路聚会。
在政府召开的控訴大會上，倪柝声被“揭發”出一连串罪名：政治上无比反动，如其中的一个罪名是在1940年代不赞成学生信徒上街进行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因为坚持圣经中顺服政府权柄的要求），另一个罪名是让青年学生移居台湾这个“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地方；欺骗政府，虽然是中国人自办教会，却与外国传教士有过来往，对他们还有过同情，因此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其他还有反革命等罪名。如同他一贯的作风，倪柝声依照他多年來跟從主所得的教導和學習，對於這些缺少證據且形同誣衊的指控，没有任何辯解。他保持沈默的结果，導致地方教会大量信徒属灵生命受到破坏。但许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些指控属实，并同情倪的遭遇。生化药厂审核主任张锡康（张光荣之子）以及同工陈则信之子陈福中作证说，认罪书上的签名并非倪柝声本人的笔迹。由于地方教会一向強調順從聖靈的權柄，學習主耶穌基督背十字架的精神，因此倪的家人和海外地方教会人士，至今没有要求政府为他平反。（地方教會裡受倪柝聲教導而忠心愛主的信徒，普遍都认为各種诽谤和误解，都是属于十字架的苦难，对信徒属灵生命的长大有益，因此没有必要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活到1980年代、后来出狱的蓝志一不顾子女的再三苦求，也始终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认定那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 [25]
倪柝声被控诉、判刑之后不久，中国大陆基督教于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上海教会使用不倒10年的南阳路聚会所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
倪被判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一直没有出狱。
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是唯一允许前去探监的人。在文革中，张品蕙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遭受严重迫害，曾经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处受伤，1969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给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26]。1971年11月，张品蕙在岳阳路200弄88号家中骨折，送至医院后无人为其医治，11月7日，病故于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中[27]。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逝世。
身后
现在倪柝声与妻子张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在当年他工作的中心上海教会，原来可以容纳3000人的南阳路145号聚会所，仍未归还教会。在他的家乡福州市，他献出故居改建的中洲聚会所早已恢复聚会，福音仍然兴旺。在福州郊外鼓岭山上购买了传教士别墅，1948年和1949年曾办过两次训练，今天那里95%的村民都是基督徒。
在海外，不仅臺灣福音書房和美国安那翰水流职事站，香港教会书室，基督徒出版社，还有许多其他基督教出版机构，还在大量再版倪柝声的著作。在李常受的带领之下，在全球超过70多个国家，兴起了4000多处地方教会。先后离开李常受的江守道、陈则信、史伯诚等人，也相当尊重倪柝声的职事，并且都写过倪柝声的传记。受他影响的地方教会，多重视信徒的造就，也鼓励信徒事奉。
2009年7月30日，并非是基督教组织的美国国会表彰了倪柝声这位中国殉道者的贡献[28]。
婚姻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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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是他青梅竹马的恋人，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1920年，倪柝声接受福音后，张品蕙不愿接受。倪柝声在痛苦之中，结束了他们的恋情。10多年以后，张品蕙已经接受了福音，于是二人恢复了交往，1934年10月，在杭州的一次全国性聚会结束的当天，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但这件婚事没有得到张品蕙姑母的同意，她曾经在《申报》上一连多日登载攻击倪柝声的文字。
倪柝声和张品蕙一生相爱很深。张品蕙在倪柝声被捕以后，尤其在文革中，作为基督徒和「反动派」家属，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身心遭受严酷的迫害，期間无权得到医治，最后在1971年11月7日死在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里。倪柝声始终未能实现出狱照顾生病的张品蕙的愿望，第二年也在狱中逝世。张品蕙死后十五年，上海市公安局为其平反。
倪柝声夫妇没有子女。
倪柝声家族中，多人都因信仰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其二姐倪闺贞（林步基师母）病重，仍被抬到门外批斗至死。其二弟倪怀祖是著名化学家、药学家，因遭到残酷批斗而被迫宣布放弃信仰，日后方恢复信仰。[29]。
主要著作
早期(1922年－1934年)
中期(1935年－1942年)
晚期(1943年－1952年)
诗歌(创作或翻译)
- 《主爱长阔高深》（What Length，Breadth，Height and Depth）
-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If From The Right Course I Depart）
-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Olives That Have Known No Pressure）
- 《葡萄一生的事》（The Story of A Grapevine）
- 《你怎没有伤痕？》（Hast Thou No Scar？）
- 《祂的脸面，祂的天使常看见》（His Angels His Countenance Always Behold）
- 《神，祢正在重排我的前途》
-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Let Me Love and Not Be Respected）
- 《哦！主耶稣，当祢在地》（Oh，Jesus，Lord，Whem，Thou on Earth）
- 《我主，祢说祢是真树》（Thou Hast Said Thou Art the Vine）
- 《自伯大尼祢与我们分手后》（Since Long Ago at Bethany）
- 《后是膏油先是血》（First the blood, and then the ointment）
-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
- 《主，当无人认识父时》（Lord, when the Father ne'er was known）
- 《他不误事，因他是神！》（He faileth not, for He is God）
- 《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
- 《亲爱主！宝贝主》
- 《你名似膏香》
- 《一生聪明未遇敌手》
- 《你若取去我的心爱》
- 《主耶稣，主耶稣！为何你不来？》
- 《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Since Thy departure from Olivet's Mountain）
- 《我已揀選主耶穌》
重要同工
传记
- 李常受：《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台湾福音书房，1992
- 李常受：《历史与启示》，台湾福音书房，2001
- 江守道：《倪柝声生平简史》
- 陈则信：《倪柝声弟兄简史》，香港：基督徒出版社，1984 香港福音書房，1973
- 史伯诚：《倪柝声殉道史》，美国见证出版社，1995
- 金弥耳（Angus I. Kinnear，史百克的女婿）：《中流砥柱—倪柝声传》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77
- 陈终道：《我的舅父倪柝声》，香港:宣道出版，1970
- 赖恩融：《中国教会三巨人》台北：橄榄基金会，1984
- 倪林和平：《恩爱标本》，上海:真如信心培孤所，1943
- 吴秀良：《破壳飞腾—倪柝声的被囚与蜕变》，台湾：比逊河出版社，2004。
- 吴恩漙：《怀念倪柝声先生》，《呼喊刊刊》第二十期(1982年11月)。
- 于中旻、倪徐恩秀、陈终道、吴主光、周子坚：《对再批斗倪柝声的平议》，香港：金灯台出版社，2004。
- 邵遵瀾：《我所认识的倪柝声精神》，1977年6月1日講於臺北校園團契
- 李佳福：《倪柝声与中国「地方教会」运动》，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七月。
- 庄百亿：《倪柝声生平研究》。台北：华神道硕毕业论文，1985。
参见
原来的源站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A%E6%9F%9D%E5%A3%B0
葡语
Watchman Nee
Watchman Nee (倪柝聲 pinyin: Ní Tuòshēng, 4 de novembro de 1903 - 1 de junho de 1972) foi um influente líder cristão chinês no período anterior ao regime comunista.Vida[editar | editar código-fonte]
Nee converteu-se ao cristianismo aos 17 anos de idade quando era aluno da Faculdade Trinity em Fu Tchow, preferindo ser evangelistaa ter carreira universitária. Após a sua conversão mudou seu nome de Nee Shu-tsu para Nee To-sheng, pois havia um costume local de que sempre que acontecia um evento que mudasse uma pessoa, esta pessoa mudava de nome, no caso de Nee, foi sua conversão aoCristianismo. Depois adotou um novo nome em inglês "Watchman" (Sentinela) e um novo nome chinês "To-sheng", o qual significa "alarme de sentinela", porque ele se considerava como uma sentinela levantada para soar um alarme na noite escura[carece de fontes].
Inicialmente trabalhou com a Igreja Metodista, porém, descontente com as igrejas denominacionais, Nee aderiu aos Irmãos de Plymouth. A congregação de Nee em Xangai logo cresceu, chegando a ter 3.000 membros, obrigando-o a realizar algumas mudanças – ele multiplicou a igreja em 15 grupos familiares, apelidando-os de "Pequeno Rebanho". Cada grupo familiar, centrado no evangelismo, consistia de até 200 membros. Na década de 1940 havia 470 grupos afiliados à igreja de Xangai. Um dos seus discípulos e cooperadores mais famosos foi Witness Lee.
Em 1941, com a ocupação de Xangai pelos japoneses, foram impostas restrições sobre os membros da igreja e as finanças foram reduzidas antecipando o que ainda estava por vir. Nee e seu irmão estabeleceram uma empresa farmacêutica para ajudar a complementar as necessidades financeiras da igreja.
Em 1949 o Partido Comunista Chinês derrubou o governo nacionalista e proclamou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No começo, a igreja ficou esperançosa com o novo governo, mas após dois anos a situação começou a mudar quando os comunistas revelaram os seus planos de controlar a igreja.
Através de seu Movimento da Reforma da Tripla Autonomia, o governo visava tornar as igrejas protestantes auto-governada, auto-sustentada e auto-propagada. Ela foi colocada sob a autoridade da Agência de Assuntos Religiosos, a qual pressionou as igrejas a persuadir os missionários a deixarem a China, expurgando do país os "imperialistas’.
Durante esse tempo, os grupos familiares resistiram a se unir à Igreja Cristã Nacional (sob o controle do governo comunista) pois considerada como uma organização fantoche. Milhares dos seus membros foram mortos ou feitos prisioneiros. Freqüentemente infiltrada por informantes comunistas, as igrejas eram forçadas a realizar reuniões para encorajar a autocrítica e a reforma. Os pastores foram acusados de colaboradores das potências estrangeiras e Nee logo foi acusado de liderar um grande sistema secreto que distribuía veneno anti-revolucionário.
Em 1952 Nee foi preso e submetido a quatro anos de "reeducação". Antes de ser preso, ele ajudou a organizar várias igrejas subterrâneas.
Em 1956 ele e outros membros da igreja foram condenados a quinze anos de prisão na Primeira Prisão Municipal de Xangai.
Ele deveria ter sido posto em liberdade em 1967, durante a Revolução Cultural, mas teve a sentença ampliada, e o governo deu início a outro ataque furioso contra a igreja. Os cultos foram interrompidos e todos os edifícios religiosos deveriam ser "secularizados". Os comunistas prometeram libertar Nee se ele concordasse em não voltar a pregar. Nee não aceitou e foi transferido para outra prisão onde acabou morrendo. As evidências indicam que foi assassinado dentro da prisão poucos meses antes da data programada para sua libertação, tendo sido seu corpo cremado e entregue aos familiares como cinzas.
As palavras do ministério de Watchman Nee estão atualmente preservadas em centenas de livros. Seus escritos foram traduzidos em vários idiomas, inclusive o português, e estão sendo impressos até hoje. Em linhas gerais, abrangem dois aspectos: 1) a espiritualidade cristã; 2) a organização da igreja cristã. O primeiro aspecto é, geralmente, muito apreciado pelos cristãos. Já o segundo aspecto é objeto de controvérsias, pois Nee advogava o retorno à forma primitiva de identificação da igreja, em seu reunir, que segundo sua perspectiva, baseadas em vários trechos do Novo Testamento (a igreja em Corinto, igreja em Éfeso, Igreja em Jerusalém, etc...), estes que demonstram que em cada cidade deveria haver uma só igreja, para que assim Corpo de Cristo fosse verdadeiramente um, tanto em realidade espiritual, quanto na unidade prá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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